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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与湘雅人早年的革命友谊(四)】毛主席要亲自为他做入党介绍人

发布时间:2021-07-19作者:廖孝和
  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的革命文物中,有一副红底黑字寿幛:红缎正中横书正楷“国之贤母”4个大字,落款为“毛泽东敬祝”。这是1938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为时任八路军卫生部部长姜齐贤的母亲姜刘氏七十寿诞所赠。
    毛泽东一生很少与人赠寿幛,为何却给姜齐贤的母亲赠送寿幛?这要从毛泽东与姜齐贤真挚的友谊说起。
    姜齐贤,1905年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娄底镇花山街一个小商人家庭。1922年考入长沙广雅中学学习。受其内堂兄李振翩的影响,对医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在李振翩的帮助下,1923年转入湘雅护士学校学习。姜齐贤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特别动手能力极强,深得老师的喜爱和赞赏。此时,李振翩正在湘雅医院攻读临床医学博士学位。两兄弟在一起时,姜齐贤经常听李振翩讲“五四”时期与毛泽东在一起闹革命的事情。从李振翩言语中,他听出了李振翩对毛泽东的佩服和崇拜。因此,在湘雅医学院护校学习期间,姜齐贤就记住了毛泽东这个名字。
    1925年夏,姜齐贤从湘雅医学院护校毕业,征得父母同意后从军。后投奔国民革命军,被编入某军第一师二团任军医。由于其聪明好学,动手能力极强,医术进步非常快,深得上司赏识,很快便调任第九师中校军医。1931年8月,姜齐贤所在国民党部队奉命进驻江西,对红军实行第三次“围剿”。9月8日,姜齐贤所在部队在江西兴国与泰和之间的老营盘战斗中,被红军包围后击溃,姜齐贤被俘。当时,任红三军9师作战参谋的耿飚是湖南人,他听姜齐贤有湖南口音,便问他姓什么,是哪里人,在那边是个什么官。姜齐贤说:“敝姓姜,是医官,湖南湘乡人”。当时红军中最缺的就是医务人员和电台通信人员。耿飚直接将姜齐贤送到了军部。经过谈话,姜齐贤愿意参加红军,他当即被任命为红三军卫生队队长。二个月后调任红三军军医处医务主任兼医务科科长。1932年元月,姜齐贤被提升为红三军军医处处长。
    在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之间,以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中央苏区工农红军,击退了国民党三次“围剿”的企图。他们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所取得的胜利,是军事史上光辉的一页[1]。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发生了两件大事。1931年4月,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负责人、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投敌,出卖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6月,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变节,两天后被枪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指定王明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受到排挤。这个时候莫斯科指示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王明、周恩来等主要负责人转移到江西苏区加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王明既不想待在血雨腥风的上海,又不想去环境艰苦恶劣的江西苏区,他情愿放下代理总书记的职位,通过米夫,想尽办法争取到了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位,周恩来则义无反顾地转往江西苏区工作。王明推举博古和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张闻天等人组成“临时中央”,不设总书记,由博古负总责。这样,继王明之后,博古这个仅有六年党龄,四年留苏经历,基本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和威望,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4岁年轻人,突然之间成了中共最高领导人。
    1932年3月,在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时,中共苏区中央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主力应向国民党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赣东北等地区发展,以求在广大农村建立苏区,发展革命战争的正确意见。但接受了毛泽东发动漳州战役,消灭国民党军第49师的建议。4月份,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和东路军总指挥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东路军执行攻取漳州的任务。
    战斗打响后的一天,毛泽东去巡视战士的伤亡情况时遇见了姜齐贤。姜齐贤详细介绍了战斗伤亡和抢救治疗情况,毛泽东说:“伤病员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要全力抢救,让他们早日恢复健康,重返战斗岗位。”他见姜齐贤操湖南口音,便问他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姜齐贤有些紧张,他很拘束地回答:“我叫姜齐贤,湖南省湘乡娄底人。”在一旁的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告诉毛泽东:“他是国民党军队过来的,曾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在那边(国民党军队)是中校军医,现任红三军军医处长。”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满面笑容地拍了拍姜齐贤的肩膀说:“我们是半个同乡!革命不分先后嘛!你愿意参加革命队伍,走革命的道路,红军欢迎你。”受到毛泽东爽朗情绪感染,姜齐贤高兴地说:“见到你我很激动,10年前我就知道你的大名。听我内堂兄说你是湘潭韶山人,怎么和我是同乡呢?”“我母亲是地道的湘乡人,我在湘乡读过书,上过茶园山,进过天籁岩,你说我们算不算半个同乡?”毛泽东说,“呃,你内堂兄是哪个?”姜齐贤说:“李振翩呀,他当年是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毛泽东一拍大腿说:“啊呀,这个李振翩和你是亲戚,‘五四’运动期间我与他只差冒穿一条裤子了。”两人一见如故,畅所欲言。毛泽东勉励姜齐贤:“红军是无产阶级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现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想把我们红军吃掉,让中国人民永远受他们的统治和压迫,我们要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民。你既然到了红军,就要努力为红军工作,把所学的医疗技术全部应用于革命战斗,贡献于人民的解放事业。”姜齐贤深受鼓舞,立志要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后来也证明姜齐贤与毛泽东终成莫逆之交。
    漳州战役歼灭国民党第49师,取得全面胜利。它是中央红军远离根据地,集中兵力外线作战,攻打中等城市的一次成功的战例,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次伟大胜利。
    然而,在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眼中,毛泽东只是个农民游击队员,是从《水浒传》故事里走出来的农民造反者。他的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被称为“胆怯的游击主义”,他开辟根据地的战略被认为是占山为王。这帮人完全无视发生过1927年和1930年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他们高喊要象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占领关键城市。1932年10月在宁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已取代丧失信任的毛泽东担任了红军的总政委[2]。毛泽东失去了军事指挥权,仅保留有名无实的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
    1933年1月,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张闻天、陈云及杨尚昆等到达江西瑞金。随着临时中央的迁入,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博古中央”,开始了直接对中央苏区工作的瞎指挥、瞎折腾。1934年1月15日—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主持会议并作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负总责。全会通过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和错误政策,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从而最终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
    就在8月下旬,毛泽东病倒了,病得很厉害,高烧41度,除了疟疾之外,还得了肠痉挛的毛病。在姜齐贤和傅连璋的精心治疗下,至9月底,毛泽东才能坐起来。红军要战略转移了,关于要留下来的人员由博古等人确定——这些留下来的人,理论上他们的任务是骚扰国民党,但实际上不可能期望他们能活下来——绝大部分是毛泽东的同情者,而不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3]。在最初商定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人选时,博古与李德坚决要毛泽东留下,理由是毛泽东生病了,不适宜行军。姜齐贤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找到周恩来,告诉他毛泽东身体已无大碍,可以参加行军。这样更加坚定了周恩来要让毛泽东参加转移的决心。在周恩来强烈坚持下,博古最终同意了毛泽东随军转移。但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就没有如此好的命运了,他和身患肺结核的瞿秋白被留了下来,几个月后,他们便死在了敌人的枪下。
    毛泽东大病初愈,身体还十分虚弱,为了能让他赶上行军队伍,姜齐贤叫了几个战士用担架抬着毛泽东走,一边照顾一边精心治疗,毛泽东很快便恢复了健康,两人的友谊愈加深厚。
    李德和博古在指挥红军撤退时又患了逃跑注意的错误。在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惨重。大家开始怀念毛泽东的作战思想。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影响正在迅速上升。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也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一直与姜齐贤所在的红一军团走在长征的前列。有一次,毛泽东来到红一军团卫生部检查工作。时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兼红一方面军卫生部长的姜齐贤向他汇报了全军的卫生工作情况,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他问姜齐贤:“你入党了没有?”姜齐贤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还没有。”毛泽东又问:“你为什么还不入党呢?”这一问,姜齐贤顿时感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内心非常激动,眼眶也湿润了。他委婉地以问代答:“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入党吗?”毛泽东看出了姜齐贤的心思,笑了笑说:“你从国民党军队来到红军,就是加入了革命的队伍,是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你在红军中革命意志坚定,工作成绩很大,应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你若想入党,我可以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毛泽东的话搬开了压在姜齐贤心上的石头,他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万分地说:“好,好,我马上写申请书。”
    1935年11月,时任红军第十三团团长的陈赓率部参加直罗镇战斗时,弹穿左手拇指负伤,来红军总医院接受姜齐贤的治疗。这是陈赓第二次接受姜齐贤的治疗了。在医院住院时,他听说毛泽东主席要为姜齐贤做入党介绍人,马上对姜齐贤说:“毛主席太忙了,还是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吧。”
12月,陈赓调任红军第一师师长。随后,姜齐贤由陈赓、黄励两人介绍,在陕北秋村镇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艰难的长征路上被姜齐贤救治过的干部战士数不胜数,许多人一生都在感恩他的救命之恩。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的王观澜,在后来许多年都逢人便说:“我这条命,是姜齐贤用担架抬过来的。”。
    在红军中流传着一个姜神医拒吃皮带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红军过草地的时候。在红军过草地前,军委规定每人要筹到10天的食物。但红军进入草地后,发现草地难行,红军行军速度低于预期,所以还未走出草地,大伙的食物就所剩无几了。无奈之下,红军指战员只好四处挖野菜充饥。有些野菜有毒,吃了轻则腹泻,重则昏迷丧命。野菜也无法填饱肚子,饥饿之下,不少人开始另想办法。过草地前筹粮的时候,战士们发现当地人不吃牛皮、猪皮,而是将牛皮、猪皮晒干了拿去卖。于是有战士买了牛皮或猪皮,拿来做成草鞋的底子,这样草鞋的使用寿命大为增长。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也买了块猪皮做了几双草鞋。如今过草地饿惨了,陈昌奉想起这猪皮鞋底,便将其洗净,放进锅里煮了。还别说,这煮熟的肉皮还真可口,连汤汁都有一股肉香,被陈昌奉一滴不剩全喝了个精光。很快,陈昌奉的“新发明”就传开了。有猪皮鞋底、牛皮鞋底的一概如法炮制。没有这些东西的,大家举一反三,众多指战员们切皮带,卸枪套,所有皮质物品都拿来煮,准备好好地打打牙祭。正忙着呢,姜齐贤拄着根棍子走过来了,检查大家有没有误采到有毒的野菜。听到行军锅里的水沸腾的响声,便问:“锅里煮的什么呀?”有人告诉他这是肖华的皮带,煮熟了分他一份。没想到姜齐贤闻言立即变脸,“胡闹嘛!肖华的皮带根本就不能吃!”原来,陈昌奉的鞋底没有经过硝制,是可以吃的,但缴来的皮带是熟透的牛皮用芒硝或明矾进行鞣制处理后加工成的。皮里的蛋白质早就变性了,就是煮到天亮也煮不烂。而且残留的芒硝和明矾不能入口,会中毒闹肚子的,汤都不能喝。听完姜齐贤的解释,大家只好不情愿地把煮了半天的皮带、皮包、皮枪套都倒掉了。肖华急令警卫员通知下去,禁止大家再煮皮带、皮包、皮枪套吃。
    在艰苦的长征途中,为了让红军战士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姜齐贤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预防、防治结合等保健卫生工作,从而在长征中大大减少了传染性疾病的发生。1936年10月,由毛泽东提名,姜齐贤任军委总卫生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卫生部长。他上任后,扩建红军卫生学校,招收新学员进行培训;创办制药厂,大量收购和采集中草药,自制药品及医疗用具。毛泽东夸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全能型人才。
    1938年夏,中央军委前方总卫生部撤回延安,与后方卫生部合并,姜齐贤仍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这年7月28日,是他母亲刘氏70岁整寿。他因久离家乡,对其母亲产生深切的思念之情,但又无法回家为母亲祝寿,深感内疚。一天,他与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论工作时,倾吐了这件心事。毛泽东便叫人找来两块红绸布,托林伯渠代笔,在一块红绸上写了“国之贤母”4个大字,然后自己亲笔在右上方书写:“姜母刘太夫人七十寿辰庆”,在左下方署名:“毛泽东敬祝。”朱德也兴致勃勃地在另一块红绸布上题了一首祝寿诗:“人生七十古来稀,孟母贤劳说断机;哲嗣医疗称妙手,楼兰未斩尚戍衣。”随后,毛泽东与朱德又分别给姜齐贤母亲赠送了一张题名照片。在毛泽东的一生中,给人赠送寿幛和个人题名照片,是绝无仅有的一次[4]。足见毛泽东与姜齐贤感情之深厚。
    1941年2月姜齐贤出任八路军总卫生部部长。抗日战争中,姜齐贤在全军组织了20个防疫医疗队,由医生和干部组成,分赴各地开展防疫和治病工作,经医治的有六万余人次,治愈率达71.6%,为军队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后,姜齐贤出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军委高级后勤学校副校长、教育长。1955年,姜齐贤被授予少将军衔。1969年他担任农垦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主持工作,后代理农垦部党组书记。
文革大爆发后,姜齐贤受到冲击。1970年,姜齐贤被下放到江西农垦五七干校参加劳动。由于受“四人帮”迫害,他的身体长期遭受摧残和折磨。1976年6月3日,姜齐贤不幸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终年71岁。
[1]罗斯·特罗尔(美): 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第144页
[2]罗斯·特罗尔(美): 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第147页
[3]罗斯·特罗尔(美): 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第154页
[4]从俘虏兵到共和国部长的姜齐贤,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引用日期2015-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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