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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生于1893年12月26日~1976年９月９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字润之，湖南湘潭韶山冲上屋场人。在这位伟人一生叱咤风云的经历中，有数次钟情于我校“湘雅”的趣闻。
五四狂飙中湘雅 伟人主编《新湖南》
在中国现代史上，当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要爆发的1919年４月，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就创办了《学生救国报》。它是“五四”前后，湖南高校中最早、全国高校中较早的周双刊之一。首任主编是湘雅第三班的学生龙毓莹（伯坚），编委有他的同学李振翩、张维（五四期间湖南学生联合会首任会长）等。该报的问世，当时的媒体——长沙版《大公报》，在1919年６月10日的第七版是这样披露的：“省垣各校自罢课后，对于讲演调查等事，莫不亟亟进行。昨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学生，特组织学生救国报一种，以发扬民气，联络学生感情为宗旨。言论不涉政事。每星期出版两次，以星期一星期四为出版期，不取报资，各界函索即寄。内容分为八栏，一论说，二评论，三要闻，四交际部报告，五调查报告，六演说部报告，七杂录，八时评。所有该报需用各费，即由该校同学减餐担任云。”当时的湘雅学生为积极发扬民气奔走呼号，既罢课两周声援“五四”运动、六三运动，又深入工农民众，开办工人夜校，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反对封建压迫。他们的所为，是五四运动汹涌澎湃的浪潮冲进湖南，使湘雅这个平静得有如古井的校园顿感狂飙从天而落的结果，同时也激起了校园内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文化的壮阔波澜。
该报至第四期起更名为《新湖南》。关于更名一事，据首任主编龙毓莹在六十年代初撰文回忆说：“《新湖南》周报是我起名的，其由来是：辛亥革命以前，湖南有位著名人物杨守仁（笃生），他在日本留学期间著有一本鼓吹革命的小册子，名《新湖南》，书中有‘在天心阁撞自由钟’这样的话，意思是要唤醒湖南民众。我们当时深受其影响。《新湖南》的刊名就脱胎于《新湖南》这本小册子。《新湖南》有月刊和周刊两种，月刊是杂志，周刊是报纸，一张一张的，版式大小同现在的长沙日报完全相同，只不过是直行而已。”“每期印一千份，除在省内发行外，还远销北京、浙江一带”（见《五四运动在湖南回忆录》第162页)。《新湖南》在编辑龙伯坚的主持下发行至第六期，感到独木难支。他怀着 对毛泽东文章、思想的钦佩之情，与编委李振翩、张维商定，邀请毛泽东主编《新湖南》。毛泽东欣然答应。于是《新湖南》周刊自第七期起由毛泽东任主编。
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为什么会来接编一份医学生的报纸呢？此前的是年7月，毛泽东作为湖南学生联合会文牍股的干事，主编有会刊《湘江评论》。因该刊的茅头直指当时的反动政府，配合了北京的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激怒了军阀张敬尧而遭查封。对于上述情形，毛泽东在1919年9 月5 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湘江评论》出至笫五号被禁封停刊。 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接到。 此间有一种《新湖南》，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另外，毛泽东主编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除为他自己急于找到宣传思想主张的阵地外，医学院校的报纸也是一种理想的掩护场所。
毛泽东主编《新湖南》后，通过刷新办刊宗旨和亲自撰文，大大加强了《新湖南》的革命性，这一点从《新湖南》第一期与笫七期的办刊宗旨就可看出。
第一期发刊词提出的办刊宗旨是：一、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使国人知所取从”；二、改造家族制；三、“提倡男女平权生活独立”；四、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分利坐食；五、“提倡平民教育”六、灌输卫生知识（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476页）。创刊号宣传了编者们改革社会的主张，即“新湖南以新中国”的理想。第七期登出的刷新宣言：“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期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见《五四运动在湖南回忆录》第86页）。从刷新宣言中，可知该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批评社会”、“改造思想”、“讨论问题”的革命主张。因此，毛泽东接编的《新湖南》大大加强了刊物的革命性。由于毛泽东在《新湖南》上每期都刊有自己执笔的政论文，继承了《湘江评论》的战斗精神，正面揭露和抨击了张敬尧的暴行统治，基于当时国内外和本省的一些重大问题或分析批判、或评论、或杂感，使读者们受到极大的政治启发和思想教育。如第七期的重要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评新中国杂志》、《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不仅使读者们感到内容与形式较第六期以前迥然不同，而且实实在在地觉得《湘江评论》复活了。当时有文章说：“……湘雅医学校也发行了一种《新湖南》周刊，也很有实在的价值……这真是湖南教育史上的曙光了”（H·C：《湖南教育前途底一忧一喜》，《晨报》1919年11月8日）。有的文章说：“湘雅医学校发行的《新湖南》，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底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韶卿：《长沙特约通讯》，《晨报》1919年11月25日）。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第一期，在介绍当时湖南进步刊物时，特别指出革新后的《新湖南》周刊，“其中精彩真是不少”（见《五四运动在湖南回忆录》第164～165页）。毛泽东主编《新湖南》，提高了刊物的声望，对他本人而言，编辑医科学校的刊物则是个理想的“掩护”场所，既可避免当局的怀疑，又为他提供了一块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主张的阵地。不幸的是，《新湖南》在出至第十一期时就遭到了《湘江评论》同样的厄运——被张敬尧军阀政府所查封。尽管《新湖南》在毛泽东主编后只发行了短短几期，但已为它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扩大了湘雅在全国的影响，为当时的湖南大学生运动指明了方向。震撼和鞭笞了当时的军阀政府，有力地配合了北京乃至全国的“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
伟人两次写家书 推崇湘雅的医术
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早年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中，不仅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接受了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知识。
二十世纪初期，绝大多数中国妇女在临盆分娩时，能请个未受系统专业训练的“接生婆”帮帮忙，当为豪门望族。绝大多数劳动妇女是在自己屋里生产，因而由于生孩子而致母子双亡的事司空见惯。1922年10月24日，当杨开慧生长子毛岸英时，他们就选在湘雅进行。当时为杨开慧分娩接生的助手之一李振翩就是毛泽东在五四、六三运动时交下的挚友。杨开慧与毛泽东夫妻感情笃厚，她生毛岸英，事关母子安危，毛泽东能将大小两人之生命维系于湘雅，可见他对湘雅的医学技术是完全信赖的。不仅如此，就是在这位伟人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子里，他对湘雅的医术仍是积极推崇的。 1951年12月和1952年春季，毛泽东老家韶山的慰生六婶和堂弟毛泽连（又叫毛润发）在长沙治病，曾致信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要求再次赴京治病。他们为什么会给毛泽东写这样的信呢？原来，毛泽东与毛泽连共曾祖父，祖父叫毛祖人。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与毛泽连的祖父毛恩农是同胞兄弟。毛泽东叫毛泽连为九弟，毛泽连称毛泽东为三哥。另外毛泽连的胞姐毛泽建过继给毛顺生做继女，是毛泽东的妹妹。再则，全国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138师师长任昌辉派人赴韶山寻访毛泽东亲友的下落，首先见到的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随即安排他与毛泽东的表弟李轲赴京见毛泽东。因为闹革命，毛泽东已离开韶山20多年，他与堂弟、表弟能在北京相见，都很高兴。然而，毛泽东见毛泽连在30代年患下的眼病，因无钱医治，几乎无光视物时，便指示有关部门派专人照顾毛泽连的生活起居，同时安排他到北京医术最好的协和医院治疗眼病。期间，常有毛岸英、李讷、李敏扶这位叔叔散步。这次，毛泽连与李轲在京逗留了两个月，毛泽连的视力经治疗也有所恢复。回韶山后，勤劳的毛泽连眼病又犯，加上母亲（毛泽东称慰生六婶）身体不好，便有了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再次进京治病的事。对此，毛泽东在1952年写到：“润发贤弟：五月八日的来信收到。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治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诊治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能诊好。此复。毛泽东六月二十三日”。同年十月，毛泽东同志致信毛宇居：“宇居兄：李邹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家贶，甚为感谢！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以上均请费神转致为荷！顺问康吉 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另有眉批：“这些钱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据钱益民、颜志渊合著的《颜福庆传》载：1956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并宴请全国知识分子代表。颜福庆是其中之一。宴请时，颜福庆就坐在毛泽东左边的主宾席。这是有意安排的。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30多年前颜福庆对杨开慧的帮助，一直心存感激。
话还要从“五四”时期说起。当时颜福庆已是大名鼎鼎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湘雅医院副院长，而毛泽东还是一名图书馆的管理员。
一天，颜福庆正在办公室。助手进来告诉他，有位姓毛的青年要见“颜院长”。这位青年妻子刚生了孩子，得了妇科病，需要住院，但是没有钱。所以来请求院长帮忙，希望给予免费治疗。当时湘雅医院是有免费病床的，但是须经过院长的批准。
颜福庆在办公室见了这位“拿着油布伞”的青年书生。听完来由后，颜福庆答应了青年的请求。未收分文，治好了他妻子的病。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他的妻子是杨开慧。
这是颜福庆在长沙经历的一件极普通的小事。类似无偿给人治病的事，颜福庆不知干了多少回。所以，这件事也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可是毛泽东没有忘记。
宴会上，毛泽东一坐下就对身边的颜福庆说：“三十年前，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时我就认识你了。”
颜福庆大吃一惊，有点拘谨地回答说：“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当时你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大学校长，我还是一个无名小卒。”毛泽东风趣地说。
“在你院长室旁边的一幢房子里，门口挂了一块牌子，写着‘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当时我经常朝这房子里走，在里面搞活动……”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回忆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长沙青年时代，当年他接编《新湖南》、创办文化书社等活动，就在湘雅医学院里面。湘雅学生龙伯坚、张维、李振翩就是他当年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亲密朋友。
1974年，晚年时期的毛泽东回湖南，其工作人员在为他老人家遴选保健医生时，又选派了湘雅医院耳鼻喉科的李学正医师。李医师凭籍自己在湘雅学的医疗技术，提出了整套有利于毛泽东身体健康的设想，前后为主席服务104天，深得有关领导和同志们的钦佩。
伟人浩然长辞世 湘雅为其保遗容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时称湖南医学院的南湘雅共有10项科研成果受到奖励。其中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的研究，就凝聚了湖南医学院有关科研人员的心血。那是1972年4月，在古城长沙马王堆出土了2100多年前的大型汉墓，墓中有一具保存完好的西汉女尸。这具女尸，不同于木乃伊、尸蜡或泥炭鞣尸，不仅外形较完好，而且内脏也保存下来了；出土时古尸体重34.3公斤，实为以往所罕见。当时，湖南医学院受国务院图博口和省革命委员会委托，主持了出土古尸的研究工作。他们抽调50名科技人员和干部，由张士林、李亭植、王鹏程为首组成了西汉古尸研究组，并设立解剖、放射、病理组织、化学检验、病原、中医中药、临床、防腐等八个研究小组和一个秘书组。并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学院、苏州医学院、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及中科院设在上海的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研究所、寄生虫病研究所、北京中医研究院等30多个单位参加了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课题有：西汉古尸保存程度，古尸病理变化及死因探讨，墓内中草药研究，古尸内脏防腐的研究，古尸防腐原因研究等。1972年12月14日，由彭隆详、曹美鸿、王福熙、袁恬莹等为主对古尸进行了系统的病理解剖，取出了胸腔内脏及脑等器官，并切取了各种组织，对古尸进行了各种检验和检查。在古尸的保存水平方面，研究了全尸水平、器官水平、组织、细胞、亚微结构等保存水平以及肌蛋白、角蛋白等蛋白分子的保存情况，并用免疫血清学方法鉴定了古尸的血型。在病理变化方面，采用病理检验、寄生虫学、毒物分析、X射线诊断等办法，确诊了古尸在生前患有冠心病、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血吸虫病、胆石症、肺结核、慢性铅汞中毒等11种疾病。并结合临床病理讨论，探讨了古尸死亡原因。在古尸的保存原因方面，探讨了古尸得以保存至今的社会因素、外界条件、内在因素，对棺液进行了无机物和有机物成分的化学分析，并对棺液的来源和保存古尸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在出土中草药方面，进行了品种鉴定，探讨了其中各个配方的性能和作用，并结合古尸病理诊断，对中医古文献中治疗冠心病、胆结石、血吸虫病的记载做了印证。此外，还对人体死亡后蛋白质的自溶、腐败和保存规律进行了探讨。这项古尸的研究，对认识尸体保存条件和变化，了解我国早期封建社会的疾病发生情况，印证中医古文献的科学记载，发展我国古病理学、古组织学和古生物化学的研究方面都具有实际意义。这次研究，出版发行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研究》专集，拍摄了彩色电影。这项研究得到了周恩来、郭沫若的亲切关怀。1973年基本完成了各项任务。正是这一项目的成功完成，为湘雅人参加伟人毛泽东辞世后的遗体保存奠定了必然的基础。有关这一历史趣闻，由杨明东、王建华合作的采访报道《王鹏程教授谈毛主席遗体保存轶事》作了详情记载。文章说：望着眼前这位曾经是毛主席遗体保护科学小组的重要成员，并在毛主席遗体旁工作了一年零一个月的王鹏程教授，一种敬意油然而生。未及寒暄，王教授便饱含深情地谈起了17年前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76年9月9日，中央电台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顿时，大家沉浸在悲痛之中。那天夜里12点多钟，突然有人来敲我家的门，进来的是湖南省卫生厅厅长和学院党委书记。他们急匆匆地告诉我：中央来了急电，召你进京，参加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第二天，天一亮匆匆收拾行李，我就赶往长沙机场。
10日傍晚，刚下飞机我就立即乘公共汽车赶往卫生部报道。到卫生部后，一位负责接待的女同志又马不停蹄地用车把我送到北京医院。全国各地来的好几位专家早已聚集在那里。他们告诉我，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称之为“一号工程”。同时遗体保护涉及医学较多，中央委托卫生部负责，还成立了遗体保护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卫生部部长任组长，副组长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教授。
9月10日晚上11点，我们接到通知，叫我们立即赶去人民大会堂，准备安放毛主席遗体。专家们赶到人民大会堂后，立即聚集在一起，一边研究安放遗体的具体事宜，一边实施。布置吊唁大厅的同志不断向我们询问室内温度应该控制在多少度？温度如何掌握等等。我们都认真商量后做出了答复。
人民大会堂戒备森严，气氛紧张而肃穆，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也来了。谷牧副总理走到我的身边问：“你是哪里来的？”我说：“我是湖南来的”“长沙马王堆女尸保存得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一是深埋20多米，可以不受外界气候的变化；二是密封很好，造成一种缺氧环境，不利细菌生长。”我简要地做了回答。谷牧副总理边听，边不停地点头，同时还问了一些其它问题。
9月11日清晨3点，警卫战士用一个宽大的担架抬着毛主席的遗体缓缓地来到了吊唁大厅，遗体上覆盖着党旗。我和其他几位专家立即走到毛主席遗体旁，仔细观察，然后测定室内温度、湿度和光照强度等。待一切工作就绪后，这时已是凌晨5点钟了。人民大会堂前已站满了成千上万等待瞻仰毛主席遗容的群众。
9月11日上午10点多钟，吊唁活动开始。为了随时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专家组一直守候在人民大会堂。大家轮流值班，每隔2小时，到主席遗体旁观察一次。
吊唁活动的第一天，主席遗体是敞开放的，虽然开动了全部的制冷设备，但川流不息的人群不断散发出热量；乐队不停地吹奏哀乐，铜管乐器中喷出的都是热气；大厅的灯光也特别强。这些很难使室内温度在控制15℃以下，不利于遗体的保护。经过慎重研究，改为播放哀乐；控制灯光总量，遗体由敞放改为加盖玻璃罩。
吊唁活动进行到第四天，我们又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的遗体要长期保存。10月8日，中央做出决定，兴建毛主席纪念堂，将水晶棺移入纪念堂，供广大人民长期瞻仰。中央对毛主席的遗体保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变性，不变色，不腐蚀，不霉变，不脱水，不分解。要做到“六不”很不容易，但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专家们深感责任重大。
9月17日，吊唁活动结束了，毛主席的遗体也从人民大会堂转移到一个特殊的地方保存。
按照中央的要求，我们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遗体长期保存的方案，并决定在北京、上海设立实验研究基地。大家收集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其中一部分人出国考察，一部分人开展实验研究，卫生部多次主持召开了不同学科的专家座谈会。然后，我们专家组再进行综合分析，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从水晶棺制作材料，安放技术，各种测试监控仪器，安放遗体的环境条件，到各种观察标准和文字、数据、图表、照片等资料的收集保存等，涉及到许多学科，不仅有医学，还有物理、化学、光学、电学、生物学等等。整个研究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进展很快。
1977年5月4日，毛主席纪念堂建筑工程胜利完工。随后，毛主席的遗体安放在纪念堂，这样我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10月10日，我坐火车回到长沙，完成了党交给我的重要任务。此后，又连续两年被聘为毛主席遗体保护科学委员会委员。
听了王鹏程教授的叙述，我们忙问：“传说主席遗体近年来有些变化，您怎么看？”
王老说：“从哲学的观点上看，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我们通过科学的方法，只是尽可能减小变化的程度。17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对主席遗体保护是成功的。”至于遗体保护的具体方法，王老很认真地说：“作为党的纪律，不得向外界泄露。国外海外虽然有关于主席遗体保护方面的报道，但都是些表面的、枝节的、不准确的东西。”之所以能成为为毛主席遗体保护组的成员，王老认为，可能是他参加了马王堆古尸出土后的研究工作：“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一具西汉时期的女尸，距今2000多年仍保存完好。根据周恩来总理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由我校牵头，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对出土的西汉古尸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当时我和李亭植院长自始自终组织和参与了这项研究工作。其实对古尸保存要求并不高。但要让人们看到真实的毛主席的容貌，要求和活着时一样，这项工作是很艰巨的。”此时，我们才想起王老还在病中，不能让他太累，便起身告辞了。 |
